强制教养与人的社会化是相冲突的，与人的实际社会生活规律不相符合。
当然，也要看到，虽然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在当下中国已经存在，但是，宪政本身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1894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使用宪法一词，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
当下关于宪政问题的时文中，由于没有在学术上严格地区分事实状态的宪政与价值状态的宪政，导致了一些在学术上似乎严重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出现，这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不仅不利于科学地探讨宪政概念的内涵与意义，也不利于我国今后宪政的健康发展，应当引起学界与政界的认真关注。宪法只是宪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宪法不等于社会主义宪政，这里的辩证逻辑在法理上也是非常清晰和有力量的。据上可知，从辞源学上来考察，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一词，从梁启超首创之后，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一直是存在着的客观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做根据的。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依宪治国笔谈》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
要积极应对，敢于担当。[2]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编，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页。在逻辑上，它以规范与价值的可分性为大前提，以价值优位于规范为中项，以规范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为推论。
（3）改革不冒险蛮干，而是先易后难——这种改革很自然地将困难留待明天解决，如此，改革风险也随之后移。回应型变迁是宪法在因应社会变革过程中对自身做出调适，以缓和形式宪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张关系。（2）阐译性实质合宪论，以宪法原则具备足够包容性和宪法规范具备足够弹性为条件，强调宪法解释之于合宪性判断的核心意义——它意味着合宪性判断最终取决于一套行之有效的宪法解释机制，而这套机制究竟可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又受制于宪法解释者所惯持的解释哲学与方法。中国哲学史上的名实之辩，映衬于当今中国之现实，或有诸多隐喻。
[23] 参见秦德君：《渐进的修补：政治设计的社会运用》，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3期。（3）往往出现旧制度与新制度并存格局——新制度总是建立在旧制度的基础之上，新制度产生效力之后，旧制度却仍保持其影响力。
邓小平说：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63]（3）规范因为公正的缘故被放逐或被篡改的事实，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促成一种规范矫治的压迫性力量，这种力量或成为宪法变迁的原初动力。[35] 参见前引34，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书，第86页。[72] 江必新：《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
[27] [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6 页。宪法之实则可解释为宪法之本质、原则、价值或者精神。其基本意味有三：（1）价值决定规范——在任何情况下，价值都不源自于规范，恰恰相反，所有的规范都决定于价值。（3）宪法价值或者精神须以宪法形式为载体——离开规范的价值或许存在，但唯有被规范所吸收，并以规范的形式才可能成为匡约现实社会的准则。
[70]成功的政府体制是从每个民族的独特的道德和社会制约网络中逐渐成长出来的，而不是根据规则塑造出来的。[22] 参见前引18，卡尔·波普尔书，第51页。
譬之如：（1）是否存在亘古不变的实定法规则？或者说，是否所有违背实定法规则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2）究竟应当用既定的实定法规则来匡正变革发展中的社会，抑或实定法规则本身应当随着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3）宪法原则或者价值是否有独立于宪法形式而存在之意义？对于突破宪法形式或者规范的改革措施，可否直接适用宪法原则或价值，作出合宪性判断？ （二）形式合宪论与孔丘正名论之耦合 当今中国，面对不断突破成文宪法框架的各项改革，有人主张回缚于宪法文本，用宪法规范来评判各项改革之合法性，并呼吁各项改革当恪守宪法规范，接受宪法审查。其三，改革成果的改良性。
它意味着：（1）国家根本制度不是改革的对象，而是指导改革的原则。[48] David M Trubek，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Legal Order: Balbus and the Challenge of Critical Social Thought About Law，11 Law ＆Society Review，529 ( 1977) . [49] 参见前引48，Max Rheistein文，第320页。[6] Richard H. Fallon, How to Choose a Constitutional Theor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87, No. 3, May, 1999, P.542. [7] David P. Currie,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The New Deal, 1931-194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54, No. 2, Spring, 1987. [8] 参见Lawrence Friedman,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5, pp. 76-78. [9] 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基于其本身的非规范性，应当无法对是作出规范性判断。（3）宪法判断的重要功能是实现对国家公权力行为的正当化，[46]因此，即便宪法形式存在瑕疵，也不应当成为其被擅自僭越或违反的理由——违宪的实例终究只是事实，不具有规范的妥当性。任何与这个标准相抵触的规范，都是无效的。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并没有多少前人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探索经验。尽管宪法演化的初始驱力源自于社会——其基本功能表现为对碎片化的改革成果进行整合，并将其宪法化、普遍化和原则化。
其二，改革成果的阶段性。[55]（3）价值是判断规范正当性的内在尺度——价值作用于规范的方式有两种：①渗透式作用，即在规范创制阶段，通过立法者之手，将其灌注到规范之中。
据此，30 年来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零星的社会解构——它没有整体性的改造规划，只有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但宪法变迁的最终决定权却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
这种基本价值的核心，不仅是人本的，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而且是自由的，即维护人的尊严和福祉。实质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宪政主义，以规范与价值之可分性为逻辑前提。[58] [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出版社 1996年版，第52页以下。[68] [美]梅里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 1984 年版，第48页。
目的能够设立批判既存法律制度之基准，并据此开拓出变革之路。（2）法治有着实质的维度，[61]宪政亦当如此。
因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很难说是一种全局的既定的谋划。（3）任何事态或者事件，只要在形式上合乎实定法的规定，其正当性就应当被承认。
（2）宪法价值与宪政规律是一种客观秩序，宪法形式或者规范仅仅是这种客观秩序的载体，但并非客观秩序本身——那些不能真实或者全面反映宪法实质价值和客观规律的宪法形式或者规范，不过徒具宪法之名而已。它意味着：（1）将改革的探索权利下放给了社会和基层，有鼓励咸与维新之功效，由此注定了探索改革的主体多元化之特质。
其正当性依据即实质合宪论。[29] 参见程汉大：《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55] 王锴：《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13]（3）形式宪法或者宪法规范是判断事件是否合宪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准，任何违悖宪法形式的改革，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违宪的。
实质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宪政主义，以规范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为逻辑推论。[2] 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1页。
由此，更广泛的社会发展也仅仅调节宪法变迁，因为宪法变迁服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2）规范实施乃价值实现的唯一通道——企图在规范之外，探寻价值实现路径之努力，是对宪政的反动; 故此，除非坚守规范的绝对统治，否则，价值将被放逐。
在逻辑上，它以规范与价值的合一性为大前提，以规范统治为中项，以规范实现即价值实现为推论。这种试探性改革本身注定是多元、零散和碎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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